□ 錢念孫

吳汝綸（1840-1903），字摯甫，同治四年進士，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幕府的重臣，也是晚清著名學者和教育家。他堪稱激蕩清朝文壇兩百余年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，也為嚴復翻譯的《天演論》作序，積極倡導和推介西方新學思想?！肚迨犯濉の脑穫鳌氛f他：“為學由訓詁以通文辭，無古今，無中外，惟是之求。自群經(jīng)子史周秦故籍，下逮近世方（苞）、姚（鼐）諸文集，無不博求慎取，窮其源而竟其委”，生前就有“海內(nèi)大師”和“古文宗匠”盛名。

安徽博物院收藏多幅吳汝綸書法作品，其中兩幅有題名上款的條屏，我見到頗為興奮。尤其是一幅帶“海門”上款者，在博物院季永先生幫助下目睹真跡原圖，如暗室逢燈，絕渡遇舟，頓生“眾里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”之感。

“海門”者，現(xiàn)代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之祖父也。其名朱道海，又名文濤，字維禎，號海門，晚清廩貢生（秀才）?！吨焓献谧V》說他“夙具穎悟，年十三塾課能拈筆成章”，后在桐城孔城鎮(zhèn)主持桐鄉(xiāng)書院，“一時從游者眾，門多桃李”。不論是朱光潛先生自己寫的自傳，還是諸多學者所著朱光潛評傳及生平思想研究類著作，往往都會提到朱先生祖父朱道海（海門）“與吳汝綸頗有交誼”。但究竟有怎樣的交誼，史實何在？除朱先生嫡孫宛小平的《朱光潛年譜長編》提到：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海門主持八修《朱氏宗譜》曾請吳汝綸作序外，再無其他確鑿證據(jù)。這幅書法條幅，可謂以鐵一般事實說明，吳汝綸與朱海門確實“頗有交誼”。

此幅書法的文字為：“吾見世中文學之士，品藻古今，若指諸掌，及有試用，多無所堪，居承平之世，難可經(jīng)務。 海門尊兄大人詧書。摯甫吳汝綸?！比绱藘?nèi)容，不僅充分表現(xiàn)桐城派一以貫之的“經(jīng)世致用”的思想，而且反映吳汝綸看不起甚至討厭那些紙上談兵、難堪實務的“文學之士”。朱道海（海門）生于道光辛卯（1831）九月二十九日，比吳汝綸大九歲，故吳題“海門尊兄大人詧書”。此處“詧”是“察”的異體字，有明察、辨析之義，傳達吳汝綸將自己的見解寫出與朋友分享，請朋友體察的意思。當然，從中也可體味出吳汝綸將朱海門視為知己，引為同調(diào)的情愫。

對朱光潛研究，我下過一些功夫，除發(fā)表不少學術論文外，還曾先后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并撰寫出版多部著作。這次偶見吳汝綸手跡，解決朱先生研究的一個疑團，自是喜不自勝。

安徽博物院的另一幅吳汝綸所題上款為“槃君”的作品，拐個彎也與朱光潛有雪泥鴻爪的關系。朱先生晚年回憶青年時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情景曾寫道：“我在香港大學梅舍（May Hall）小書齋里墻壁上，掛著請鄉(xiāng)先輩方槃君（常季）先生替我寫的‘恒恬誠勇’四個大字”。他解釋這被作為座右銘的四個大字說：恒，就是恒心、毅力，有堅忍不拔、百折不撓的精神；恬，就是恬淡、簡樸，不貪圖物欲享樂、不追求利祿虛名；誠，就是誠實、忠懇，襟懷坦白、不自欺欺人；勇，就是勇氣、志氣，要奮力拼搏進取。

書寫“恒恬誠勇”四個大字的方槃君，即桐城人方守敦（1865-1939），字常季，號槃君。其父方宗誠（1818-1888），字存之，號柏堂，清后期知名理學家和文人，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，有《柏堂全書》行世，日本有“柏堂學”研究。方守敦（槃君）壯年追隨吳汝綸，致力于變法維新，曾跟隨吳汝綸赴日本考察教育，襄助吳汝綸創(chuàng)辦安徽最早的新式學堂桐城中學。他中年后專力于詩學和書法，有詩集《凌寒吟稿》六卷傳世，該詩集由其嫡孫、當代著名學者和作家舒蕪（本名方管）先生整理刊行。他的書法市面上流傳很少，較有影響者是桐城中學校園東側(cè)立有四方形石柱，上有兩組陰刻對聯(lián)銘文，其東西兩面聯(lián)文即為方槃君所書：“高峰入云清流見底，雜花生樹群鶯亂飛?！鄙峡顬椤凹宋木洹保驴顬椤耙页笕路绞囟亍?。

乙丑年為1925年，迄今已近一個世紀。其石柱在戰(zhàn)火中未被破壞，讓我們能夠領略和欣賞桐城派書家方槃君先生“鷙驁蒼硬，體兼分隸”書法的風采，可謂幸甚矣。

吳汝綸這幅條屏是一首自作詩：“東海文明有本初，當時漸被盛何如？誰知岸谷多遷改，更向扶桑問秘書。槃君老弟詩家正句。吳汝綸?！睆脑娨饪矗嗽姂祬侨昃]晚期所作，表達他對中華文明原本興盛，可時代變遷，滄海桑田，如今卻要向接受中國文化滋養(yǎng)的日本學習，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反省而又不得不面對現(xiàn)實的感慨。他曾于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赴日本考察教育，吸收西學營養(yǎng)，便是“更向扶桑問秘書”的具體實踐。

此處“秘書”一詞，暗含用典。盛唐開元年間，日本曾派多批遣唐使團和留學生來長安學習。其中日本貴族子弟阿倍仲麻呂（698—770），傾慕中國文明，取漢語名晁衡，于國子監(jiān)太學完成學業(yè)，一舉考中進士，執(zhí)意長留大唐。他在唐朝生活多達37年，先任唐左春坊司經(jīng)局校書，后遷任門下省左補闕、左拾遺、秘書監(jiān)、左散騎常侍、鎮(zhèn)南節(jié)度使等多種官職。作為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，晁衡傳播大量中國典籍和文化到日本，同時也與唐朝許多詩文大家結(jié)下深厚友誼，與李白、王維、儲光羲等均有詩文唱和，王維贈其詩的標題就是《送秘書晁監(jiān)還日本國》。這里“更向扶桑問秘書”句，即隱含晁衡的典故。

吳汝綸以晚清名臣、著名學人和教育家著稱，并非以書法家名世。其實，吳汝綸作為曾入內(nèi)閣中書的同治年間進士，其書法帖學功底扎實，楷行兼擅，剛?cè)嵯酀?，樸茂多姿，既有顏體的厚重勁健之態(tài)，又有王書遒媚靈動之味，極富文人書法的風致。就這兩幅作品來說，前者（題款“海門”者）細骨豐肌，清秀雅致；后者（題款“槃君”者）渾厚蒼勁，氣骨開張；兩者皆沉穩(wěn)而富有變化，于楷行中雜以草書，雄健而灑脫，謹嚴而秀逸，在文人書法中別具格調(diào)和風貌。

書法之道，當今更多把它僅僅看作一種書寫技藝，即我們更多從書藝技巧角度談論書法的高下優(yōu)劣及價值。其實，書法作為文字書寫的高級形態(tài)，不僅本身是一種書寫藝術，也是傳達作者思想認識與情感態(tài)度的工具和渠道。王羲之《蘭亭序》、懷素《自敘帖》、顏真卿《祭侄稿》、蘇軾《黃州寒食詩帖》、黃庭堅《花氣詩帖》等，無不既是書法的佳作范本，又是千古詩文名篇，其中描寫的情景和情感打動歷代讀者的心靈。這與現(xiàn)今各類書展和書家所寫書法，多半抄寫傳統(tǒng)詩文或古人雋語，絕不相類。安徽博物院這兩幅作品，除了讓我們領略到吳汝綸書法的風采，更讓我們看到他的睿識和胸懷。此兩幅作品的內(nèi)容，《吳汝綸全集》漏收，卻為桐城派及吳汝綸、朱光潛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史料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古人書法與今人書法不同，因其所書多為自己對人生世態(tài)的獨到體悟和認識，常常具有超越書法之外的多重價值。

據(jù)《光明日報》